國海軍戰爭學院教授及哈佛大學推廣教育兼任教授Tom Nicols於2017年出版「專業之死」（The Death of the Expertise）一書，露骨地指出：多年來專業的社會價值有逐年降低情形，一般民眾愈來愈不服氣所謂「專家」。如此繼續埋沒專業價值，對社會進步發展頗為不利。該書最後結論提到：要徹底解決這問題，可能需要發生一個我們尚未能遇見的大災難，或許是一場戰爭，或許是一次經濟崩潰，才會體認專業之重要。 

當時作者未能預見何種戰爭，在2020年的今日，新型肺炎病毒狠狠發動了這場全球意外戰爭，同時造成經濟大蕭條。就在此刻，看到專業在各國的角色地位有別，直接影響抗疫成績之高下。 

比較台灣與他國的政府防疫決策步調，頗多差異。台灣由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衛福部長領銜，帶領著專業的醫療團隊，每日媒體上線，報告疫情，宣布防疫措施，政府相互合作，民眾各界配合，達到了極佳的防疫成績。 

反觀美國，今年11月3日即將總統大選，川普需要媒體舞台，搶著與專業團體拚曝光度，經常越俎代庖隨意發表醫療看法，其注射消毒水看法明顯笑話一樁，竟也有民眾信之效之而送急診。如此政治人物大權在握，卻屢屢大放厥詞，讓美國疫情失控。至於巴西，其總統甚至開除了意見相左的衛生部長，引發近半民眾反彈，疫情、經濟與政治均陷入困境。 

醫療人才今日受到重視，民眾對醫生尊崇之情溢於言表。但在疫情發生之前，醫療糾紛不斷，甚至醫護人士曾遭病人家屬動粗，台灣醫療訴訟事件1995年之前每年未達200件，至2009年則超過500件。暫且不論事件起源與是非論斷，醫病關係的不友善氣氛常見。 

此情形不只發生在醫生行業，其他專業人士的地位亦日受削弱，包括教授、學者，以及各行各業的佼佼菁英，歐美國家此現象更是常見。社會上的意見領袖常是口才辯給的媒體寵兒，未必是專業人士，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前的辯論，脫歐大將葛夫（Michael Gove）說:「我們這個國家百姓已受夠了專家。」重要時刻，民粹壓倒了專業。 

反專業情形的產生，長期原因錯綜複雜。其中一大原由，與貧富不均、職位高低之差別懸殊有關。 

社會上各族群有財富、知識、權力、地位差別，有些人士擁有較多資源，經營管道通達順遂。一般基層民眾無力改變此狀，心中充滿怨懟，反對權威，只要獲得優勢者偶有犯錯，讓民眾抓到把柄，便牢牢記上一筆。即使專業者不是造成此不公平現象的始作俑者，也被歸為其中有責的一群。 

網路資訊泛濫，更助長此情勢。網路資訊拓展，讓人易於尋得資訊，認為不需倚賴專業，但網路並未保證資訊經過研判，假消息與初淺見解充斥，作者來路不明。收訊者只是囫圇吞棗，未用演譯、歸納來進行深入研究，常是先決定立場再從網路找證據。在民主投票制度下，一人一票，票票等值，若大多意見未經嚴謹檢視，較佳意見在民粹下被淹沒，長期發展堪憂。 

專業不是不能挑戰，在眾人挑戰中激起更多元更深入的思考與研究，乃是進步力量。 

專業者自身亦須自律，勿因取得專業地位之後便目中無人，偏頗發言失去專業中立之立場；尤其誤判犯錯者，必須檢討改進。 

另一方面，倘若社會限縮專業意見的影響力，大多見解停留在淺盤層次，專業的重要性一再被弱化，各種觀念相互拔河，社會前進的步伐便杵在原地拉扯。

專業人士，指具備專業化知識及技能者，其養成須符合科學原理，經過相當時間的學習、訓練與審定。教授資格之取得，須經過學術界嚴格審核。我國某些專業資格須經過考試院國家考試認定，包括醫師、律師、建築師、會計師等。

今年在疫情衝擊下，朝野體認到公共衛生師之重要性，4月23日行政院院會通過公共衛生師法草案，將來可望成為國家考試新增專業考試項目。未來無論社會所需的專業人士結構如何調整，凡考核認證制度均須講求公正性、公平性與公信力，不容打折。至於通過認定者，是否能夠繼續維持其專業實力與形象，則賴專業者的共勉與自律。 

時代的洪河，在人類受苦受難中翻滾。於此全球疫情浩劫中，多少課題值得我們重新思慮。靠著醫療專業人士的帶領，我們步步為營共度難關。何時讓專業把舵，何種專業站上檯面，乃是政治的研判。台灣此次所呈現的，是專業的傑出，也是政治的智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