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海市政府估算的損失則是有具體數據，第1個月廣建方艙、隔離所用掉60.64億元；全員核酸檢測也耗費了55.34億元；而全市快篩所需的抗原檢測也用去20.75億元；因此光是支出就達到136.73億元，另外因封城而減收的稅費達40.28億元；公營資產等減收租金更達100億元；總計收入減少140.28億元。兩者合計就高達277.01億元。

然而對於上海市民，從市場機制變成管制經濟所承受的痛苦難以估量。市場運作下可以按自己的意願購買喜歡的貨品。管制下，能夠選擇的範圍就變得很有限。起先是搶外賣外送，後來外送平台全部關閉，只能靠超市團購或管委會來的分配解決生活所需，但都沒有原來的好。

基礎經濟學告訴我們，市場機能除了分配資源，也讓消費者得到消費者剩餘，生產者得到生產者剩餘。兩者的剩餘，也就是經濟福利或幸福感衡量的指標。學術的討論另外一個名詞就是「經濟租」。進而得到兩個推論：租值消散(rent dissipation)定理及尋租 (rent seeking) 或是競租的現象。前者是管制下，扭曲市場運作時，必定使得價值減少；後者是為了得到租值，可能會有各種手段去做非生產性的尋利活動。

例如，因為封城管制，物流需要通行證，逢車必檢、逢人必查，層層關卡，因此到消費者手中常常失去新鮮，減損貨品的價值。也有人抱怨「我加了無數的買菜群，團購群，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接龍，很機械化的動作……從小到大我從來沒有花那麼長的時間在研究吃上」。這種是浪費時間，而時間就是成本，就是讓租值消散。

向超市團購時，也不是想買什麼就能買什麼，通常是「給你吃什麼，就吃什麼」。藝人李立群的微博就曾說肉夾饃：「現在團購只買得到饃，裡面沒有餡料，那就吃饃吧！」這也大大減低消費者付錢購買時本來應該得到的幸福。管制會造成租值消散，所以站在經濟效率的角度，只要租值有人享受，或許不會太壞。例如封城下，幫忙傳遞物資全靠快遞服務。報載有一位順豐同城跑腿小哥在4月9日1天的收入高達10067.75元，因為有客戶主動加價或打賞，因此得到鉅額的利潤。用戶多花錢，本身的消費者剩餘就消失，轉成小哥的福利。

尋租的行為可能更令人覺得可惡。例如封控期間，管理小區的城管在檢查送進來的物品時，向居民勒索；居委會在發放免費的公家保供物資時，上下其手得到油水。

實務上為了租值減少消散跟競租經常一起發生。例如通過政商關係、賄賂走後門等競租手段來保留或獲取租值。這種作法，可能是違法，更產生不公平。權力大就可進行利益輸送，擁有權力的人就可得到好處，這就是腐敗官僚的寫照。管制制度造成絕對的權力，絕對的腐敗。

不可諱言，封控減少病毒可減少對社會的傷害，但是無限上綱的結果反而造就更多人間悲劇。因為封城，造成看病的不方便，經濟學家郎咸平的母親在醫院急診室外，因等不到核酸報告無法就醫而過世。這就是可能減少純疫情死亡，卻產生其他問題，製造更多的不幸。

做任何事都應該思考邊際成本與邊際效用，減少病毒的努力該做到兩者相等就該停止。上海封城的經濟教訓是寶貴的一課。我們要尊重市場，價格機制是成本最低的一種分配資源機制。經濟規律不容忽視。